与一所小学有关的记忆 || 汪翊

此刻，我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铜铃般的欢笑声

“这座楼要拆咧”，传达室里的老汉告诉我。这是公元二0一0年六月的一天上午，这一天距我从大南关小学毕业整整三十七年。

我是1969年9月进入这所小学的，那年我九岁。开学前一天，母亲带我去办手续，有位圆圆脸的青年女教师，笑眯眯地指着一本教科书问了我几个问题，当时我是怎么回答的，已经不记得了，但我却记得她的脸蛋红朴朴的，还扎着两只短辫子，她用的是一种很地道的方言，但听起来却是那样柔和悦耳。后来我知道她姓张，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

我是插班生，被编入了一班，正式上课的那天，我与其他同学一起挤在课室门口，当张老师将锁打开后，我便与他们一窝蜂地冲了进去，抢先霸占了靠窗的一个座位（那是另一个同学的），老师把我叫了起来，当时我还以为是让我作文字笔划，于是便背过左手，用右手很认真地在空中“横、竖、撇、捺”了一番，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窘样,心里砰砰地真打着小鼓,而手也不知放到那儿才好。此刻，我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铜铃般的欢笑声。         

我们班是校内有名的乱摊子，差不多全校的“大小油条”们，都集中在这个班上，几乎没有一个老师能够管得了；我记不清由二年级到五年级换过几任班主任了，一提起它，老师们都摇头叹息。学校不得已将教体育的李老师调来当了一段时间的班主任，他对付那些“油条”们的惟一办法就是用“拳头”说话，在他的“高压”下班风是好了一阵子，可是全校只他一个体育教师，所以当“形势”初步好转之后，又调他回去从事老本行，他一走，我们班又“旧病”复发了。

不久新来了一位教语文的班主任，是位女教师，也姓李，李老师不知从那儿得到了启示，上课的时候不讲课文，而是读“小人书”，我记得她当时给我们读了刚刚出版的高尔基《童年》、《在人间》与《我的大学》三步曲。这一来反倒没人吵闹了，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如果有人大声喧哗，她就会说：“你们再吵我就不读了”，说来也怪，本来闹哄哄的场面一下子就鸦雀无声了。小人书有如此大的魔力，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

大约在1972年左右，在“教育革命”的浪潮中，全国掀起了一股学工、学农、学军的热潮，小学也不例外，学校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去进行野外拉练，当时喊出的口号是“练出铁脚板、踩死帝修反”，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了一幅水粉画《长大要当工农兵》，画中一个扎红领巾的小男孩张着大嘴在笑，并以当时宣传画中的标准手势，挥手向前，他后面则站着“工农兵”。当时这幅画在学校中引起过一阵不小的轰动，以至于我也小有了“名气”。

上世纪70年代的山西是全国最穷的地方之一，因此“食”是普通老百姓的“天上天”，谁有好吃的，就可以收拢人心，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潜规则。在学校附近有一间文源饭店，这家饭店很小，小得食客只能站着吃饭，它出售一种汤，是用鸡蛋加面粉调和而成的，一角钱一碗，在当时也算是奢侈品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喝得起的，家里每周给我五分钱，我将它们积蓄起来买鸡蛋汤。

我常常是在课间操完成之后上课之前飞快跑去饭店，每次都会有几个同学一同去，一碗汤几个人喝。久而久之，这些“汤友们”就成了我的“保护神”，若有人欺负我，他们就会帮我出出气。如今文源饭店早已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各式各样的小饭馆，特别是到了夜晚，小巷内更是人声鼎沸，到处都是吃宵夜的食客。我之所以对它念念不忘，不仅在于它的“美味”，更在于由它而建立起的一种友情。

写到此,我想说一说班上的几位同学。第一位是女班长“顾调度”，“顾班长本名顾伟年，“调度”则是同学给她起的外号，取自60年代一部“反特片”《铁道卫士》中以列车调度身份潜伏的特务，当然我们没有好意思当面叫她，顾伟年同学学习很努力，每当老师提问时，她总是第一个举手，让我们只能望其项背；第二位同学叫胡福生，外号“胡萝卜”，因他本人长得圆滚滚的，外表很像北方常见的胡萝卜，故有此雅号，他曾经与我同桌过一段时间，从来没有见他生气过，总是笑眯眯的；第三位是外号“麻袋片”的卢贵和同学，因他家里很穷，常穿着补了又补的衣服来上学，这个同学每次作文都会成为一个笑话，因为它的文章是东拼西凑起来的，全然不管内容是否有关；第四位是纪小兵同学，因他父亲曾在晋剧《智取威虎山》中扮演过土匪“小炉匠”，所以得了个“小炉匠”的外号。

纪小兵同学最有表演天才，常常现场作秀，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听说他现在是子承父业；第五位同学是戴桦，这位同学在班上属于绝顶聪明一类,但是由于他又白又胖,跑起步来屁股一颠一颠的,说话又有些吴侬软语,得了个“伊里尔”的绰号,这是当时流行的阿尔巴尼亚影片《勇敢的人们》中的男主人公形象(影片中的伊里尔是个娇生惯修养的孩子,跳木马时总也跳不过去,在家里还成天嚷着要吃蜂蜜,后来在夏令营中经过锻炼变得勇敢了), 戴桦同学后来从事地质学研究,目前定居美国,是班上学历最高的一位。

还有一个我想提及的人是班主任宋健泰老师，在当年人们还穿布衣的年代，他竟然穿着一件小皮衣来上课，加上他梳着个大背头，又有些驼背，有同学私下里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宋得堡”，是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中的一个大特务的名字，“宋得堡”每天在同学中走来走去，全然不知他的特务角色，在我看来宋老师其实是个很善良的人。

庄子说: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卻，忽然而已。”三十七年弹子一挥间，那些曾经给过我知识与启迪的老师们恐怕有些早已不在人世了，而那些曾与我同堂共读的同学们大多也许正享受着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吧。

由于要搬迁，学生们已经提前放假了，各个教室的门都是敞开着的，内中空无一人，在二楼有一间教室里围起来的课桌上摆放着茶具与水果，显然刚刚在此有过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我满大楼乱走着，一间间课室看去,寻找着童年的足迹。这座教学楼是1966年盖的,我入学的时候它几乎还是“新个憷憷的”（这是太原方言），红砖结构，水泥地面，内墙与人齐高的地方被刷成了绿色，时间让它布满了苍桑。

我想应该为记忆留下些影像吧，就在我拿不定主意找谁帮我照几张相时，就听得楼梯上传来了一阵踢踢、蹋蹋的脚步声，随着声音下来了一位时尚的美女教师，她戴着一幅宽大的遮阳镜，长发披肩下是一条长短适中的连衣裙与高跟凉鞋，猛然间我差点将她当成了教美术课的小刘老师。

就在“小刘老师”按动快门的一刹那,我的灵魂仿佛离开我的躯壳，飘向了“过去”的时空中……

2010年月日一稿

2011年8月6日二稿

2011年8月11日三稿

作者简介：汪翊，中囯法学会会员，曾任职及任教于广东省政协、华南理工大学，大学讲师。现为律师，广州市某大型国企法务总监，法学博士研究生，广东省法律风险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朗诵协会副秘书长，广州市委宣传部聘任的广州市书香羊城全民阅读推广大使！热爱公益事业、写作、绘画、朗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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